美媒认为 “特朗普运动”是法西斯主义复燃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月9发表题为《它就发生在这里》的文章称，1月6日，美国人被国会大厦的流血与混乱所震惊，继而争相与类似事件进行比较。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塞思·莫尔顿对比了这次围攻和他在巴格达作为作战军官时的经历。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以为这是我在伊拉克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遭遇的事情。我从来没想象过这是我在美国作为美国国会议员遭遇的事情。”

混乱回到美国并不新鲜

其他人则进一步回顾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词汇。媒体和国会两党的许多人士都赞同前总统小布什的说法，即冲击国会是“‘香蕉共和国’才会发生的选举争议，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香蕉共和国指经济单一、政治体制不成熟、不稳定的中美洲国家）。

这些比较的共同点是其“外来感”，这种迷思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别处理所当然，发生在美国却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这些暴民试图阻止政府从他们选定的领导人手中进行符合宪法的权力交接。

但它的确发生在这里，发生在美国。而官员们试图与其相提并论的例子极具美国特色。莫尔顿之所以曾身在伊拉克是因为小布什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下令美军入侵该国。与此同时，欧·亨利1901年首创的“香蕉共和国”一词描述了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洪都拉斯的混乱局面及其单一出口作物主导下的经济困境。美国人带去了混乱。

现在，混乱回到了美国。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二战结束10年后，非裔加勒比作家艾梅·塞泽尔试图盘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在《论殖民主义》一书中，他把欧洲人对自身帝国主义体验的根源追溯为以下事实：“殖民令殖民者丧失文明，令他在真正意义上变得残酷野蛮”。塞泽尔总结说，希特勒在白人世界眼中真正的罪行是“他把殖民主义手段用于欧洲，而在此之前，这些手段只用于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印度苦力和非洲黑人”。

暴徒与法西斯分子无异

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就是国内的帝国主义。

纳粹明确了这一点：他们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殖民野心无异，而“生存空间”是他们从美国西进运动知名倡导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里借鉴的概念。

许多美国人很难想象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存在。但学者们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连贯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机制。其中包括一个所属群体凌驾其他人的权利；相信自己的群体是受害者——最重要的是，这种受害者性质证明了“对其内外敌人……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对“都市自由主义”的恐惧；以及对社会各阶层“自然领袖”权威的崇拜，这种崇拜“最终成为对一个国家首领(的崇拜)，认为凭其一人就能够体现这个群体的命运”。

所有这些都对特朗普参选并就任总统至关重要，并在6日的华盛顿得到充分展现。特朗普在名为“拯救美国”的集会上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讲话，称自己败选的结果是“对我们民主的猛烈攻击”。他敦促追随者们“走到国会山”，还说：“软弱从来无法夺回我们的国家。你必须展示力量，你必须强大。”

这伙武装暴徒包括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特朗普最忠实的街头帮派“骄傲男孩”组织成员。到达国会山时，他们强行冲过安检口，用印有他们首领名字的横幅殴打警察。他们在正对国会大厦穹顶的地方竖起了一个象征性的绞架，用摄像机电源线做了套索。现场发现了至少两枚管状炸弹及其他材料用以制作汽油弹。在这些身着戏装、头脑简单的骚乱者中，有一些人更为安静，看上去像是军人，他们进入了国会。他们身穿黑色准军事盔甲，携带随身武器、汽油弹和至少一支半自动步枪。数人携带着手铐，很可能是想绑架困在里面的官员，其中包括副总统及后两名总统顺位继任者。

自始至终，他们的领袖都在推特网站上怂恿他们，重复谎言，称自己“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被人从“我们”手中窃取———“我们”是“长期以来受到恶劣和不公正待遇的伟大爱国者”。他将自己与受害群体之间的所有区别一笔勾销，同时强调了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其他群体包括都市自由主义者、敌人、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

亲法西斯主义历史

在二战前的数年中，美国人曾公开对法西斯主义表示兴趣。亨利·福特和摩根公司银行家托马斯·拉蒙特等大商人分别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彼此敬佩，展开合作。不得志的编剧威廉·达德利·佩利退出好莱坞，组建了类似“骄傲男孩”的组织——银衫军，其成员与社会主义者和反法西斯分子在街头斗殴，并在西海岸各地与警察合作。1934年，一群有权有势的金融家和工业巨头甚至试图组织一场反对总统罗斯福的政变，希望推翻新政；当他们遴选的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斯梅德利·巴特勒告发他们时，这一密谋以失败告终。

换言之，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并没有成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必然。部分归于运气，部分归于罗斯福成功利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结束了大萧条，最终原因在于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这一胜利为不受限制的资本扩张打开了大门，巩固了美国人此时建立起来的全球领土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