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瓦尔代国际俱乐部发布2020年度报告——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

2020-06-12 10:06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两年前,“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了一份题为《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的报告,提出多边合作正逐渐收缩的判断。国际制度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此鲜明地印证了这一假设,让这份报告的作者们都颇感惊讶。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样,COVID-19也是一个暂时现象,但目前发生的一切构成早已推进的各项进程的催化剂。

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以有组织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有关国家可能从世界政治中消失并让位给跨国界的超国家实体的幻想,最终不复存在。

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在增强,而在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的争夺中,天平正在向前者倾斜。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应对非经济冲击的稳定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要知道,当经济已真正变成全球性之际,政治仍然是国家间的。

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常规,尤其是二元论的“民主-专制主义”,正在失去意义。危机表明,国家的效能是由其他的坐标系决定。相较于政治架构而言,这种能力与文化和传统的联系更加紧密。已经到来的这个时期的主要范畴之一将是道德伦理上的多元化——缺乏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循的整套“正确”价值观。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其根基是继承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平衡以及一系列规范和自由,这套规范和自由能够为那些认同并遵守它们的国家,提供相对公平地获得全球化利益的机会。这个试验方案失败了,因为它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主导,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国际制度的“摇摇欲坠”将未来归结为两个基本选择。要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要么出现另一种两极对立,即两大巨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搏斗,但要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美中对抗将不会再现20世纪下半叶美苏之间的稳定模式。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将面对不可调和的竞争。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慑力并非是无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进一步低下也将对其构成冲击。

社会变迁进一步侵蚀着政治结构。对威胁的识别能够消除上个时代的区别性特征:首先是本世纪内的民众流动性达到历史新水平。全球化的世界正从“无限机遇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持续的风险需要全球团结。但人类本能对此反对的。“各自为政”原则和避免外部影响的封闭需求,可能势在必行。

几年前出现的去全球化趋势,正获得更加清晰的表现形式。理性推算表明,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但这还不足以使其成为现实。到目前为止,主要经济体能够达成一致的仅是,在采取措施自救时应该尽量减少对他国的损害。

无论大流行病之后世界经济按哪一种可能方案发展,资源的过剩将被其匮乏所取代。围绕争夺资源的激烈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最不利情况发展下,“国际政治达尔文主义”将变成一种规范,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原始的版本。

需要新形式的全球道德责任,以降低因资源(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竞争者实力的客观差异所引发的威胁。因此,我们再次重申选择很简单:要么联合国这一制度,它过去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持和平,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要么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中。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可以使得第二种场景不会变为现实。

一、“摇摇欲坠世界”的缘起

自2020年春季以来,世界一直处于休克状态。也许没有人预见到这一事件会导致数十亿人在一夜之间陷入“隔离”、全球经济陷入停滞,并使大多数国际组织“出局”。在COVID-19引起的危机期间,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国际协调努力。引人关注的是因果之间明显失衡。一种死亡率并不高的相当普通的病毒,实际上对相互连接世界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最严重影响。

像所有大流行病一样,COVID-19是一个暂时现象。但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将成为与惹祸的病毒无关的大规模巨变的催化剂。世界已积累大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将成为触发因素。

自2014年以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年度报告中都研究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状况。我们的晴雨表显示暴风雨来临的可能不断增加。许可的空间被压缩:从建立游戏规则的呼吁到没有达成一致规范的声明,而未来稳定的维系取决于玩家自身进行理性自我约束的能力。

2018年的报告《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①]引起最大反响,部分是得益于隐喻的使用。“一幢世界建筑的架构就在我们眼前开始摇摇欲坠,并变成扭曲的框架,包括曾经坚固的支架。它是1945年之后,也即起于1914年8月并在遭受第二次破坏期结束后重新建成的。世界大国考虑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和平尝试失败的悲惨经历。它们善于在防止矛盾失控的体系上达成共识。而正是这个模式目前正遭受严重危机”。

我们的报告曾被批评是过于危言耸听:尽管世界政治中存在明显的问题,但谈论制度瓦解是不准确的,它们处于转型进程中。以下观点招致了特别严厉的批评:“基于全球治理构建有效运作的国际秩序分岔点已经走过了。世界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滑向单边主义决策的时代——这种趋势是客观的,无法被治理,但必须要了解其导致的后果。”

大流行病变成了如此规模的事件,因为它恰巧陷入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正式确诊第一例新患者之前就已经出现。鉴于非人为的原因,除隔离和封锁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抵抗感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都在心理上为此做好了准备,并立即加入到全面的封锁进程。过去三十年里用以装饰国际关系的思想和修辞“空架子”立刻消失,这也终结了一些看似无法解决的争论,并为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答案。

国家的命运

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以有组织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在瓦尔代系列报告中,我们多次指出国家重返世界政治,更确切地是指出,似乎国家可以从世界政治中消失这一幻想正在消除。

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行为体,都无法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并管控多种后果——从经济停顿到街头的基本秩序。发生严重危机时,公民转向求助自己的国家,期望它履行确保安全和福利的义务。其他地方他们指望不上。结果是,经济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政治仍是国家间的。

制度的侵蚀

一系列国际机构根本无力解决问题。它们所设定的任务并不符合实际的挑战。如果确实开展协作,那么是在双边层面上。即使在联盟内部也几乎没有出现互助。尽管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军队可以扮演某种积极作用,但北约丝毫没有展现自己的效能。在休克条件下,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曾经在各种论坛上广泛讨论的“共同价值观”也陷入阴影之中——当爆发真正严重的危机时,国际人道主义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从议程中消失。

熟悉的思想体系的危机

COVID-19大流行再次引发热议的“专制-民主”二元论(在民主制度中的个人责任和团结,相对于威权制度中的压迫和不透明,或者相反,中央集权的高效相对于“开放社会”的涣散),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

不同国家对抗疾病的经验清楚地表明,政府和社会应对挑战的效率并不取决于政治体系的结构,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初始数据,而且每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文化和传统也发挥着作用。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平衡。政治特征的统一性是不存在的,没有统一的模式来应对挑战,无论是对威权国家而言,还是对民主国家而言。

多元化道德伦理时代的来临

多元主义是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产物,其中政治和战略文化多样性占主导地位[②],但完全排除要将它们统一起来并成为一体的尝试。政治决策不再基于一个“唯一正确的”道德伦理平台。

过去二十年流传的“历史正确方”形象的出发点就是源于建立在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模式具有绝对道德伦理正当性,其他国家或早或迟都会走上这条路。在不深入讨论该模式优缺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尚未证明自身具有普适性。COVID-19大流行这一危机表明,国家依赖于自己的社会文化经验走出危机。尝试采用别国不同寻常的方案只会使问题恶化。这意味着,甚至连不同国家评估国际进程和形势所依据的标准都不可能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没有前景的投机经济

此次流行病暴露了公共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反差。在正常情况下,经济效率一般通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很多收益指数和排名来进行衡量,并且这些数据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出。但此次新冠病毒提醒我们:增长并不等于发展。那些展示给投资者精美的PPT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不等于可靠的医疗和有效的管理。

市场利益与公众利益孰轻孰重的争论再次出现。医疗体系应该是怎样的?从市场角度看,大规模民众保健并非必需,应加以优化。但在极端危机背景下,即使再多能力也显严重不足。对于教育、科学、社会保险、军事等相关部门,此类问题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效用的界定标准不仅是现有资源的多少,还是对此时此地合理需求的具体认识。可抵御任何冲击的稳定性,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当下,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了主要结果,而主导自由世界秩序时代的经济观点以最低限度政府干预为前提。目前分散的和私人的卫生体系无法应对规模性灾难。在某些情况下,像西班牙这种卫生体系开放国有化正在不断被推广开来。国家向大型企业提供数目可观的补贴,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对政府在资金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摆脱经济危机阶段,这种做法将遍及各个领域的企业公司。

以上所言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会结束并以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积极干预政策的方式得到永久解决。关于该主题的讨论将持续下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会出现不同观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许多问题关联的“自由世界秩序”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在此期间给出的答案将不再被认为具有现实意义。

二、无政府状态加剧与新的两极化风险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构建起一系列的规则和惯例,从而确保了相对“利益和谐”,并使参与国公平地享有全球化红利。由此(以及维持从冷战延续下来的军事能力的全球平衡)建立了一系列为鼓励国际合作、限制各国固有利己主义的规则。这种世界形势的状态被认为是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展的高潮。由于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关闭边境口岸、大规模停止接触、从根本上减少合作,无非是对几个世纪建立起的一个现存国际政治架构的强力攻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导致了此种毁灭性的后果,其实紧张局势早已升温。新型冠状病毒只是作为一种推动力使“雪崩”彻底爆发。

也许现在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希望此次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软剧本”,这样可以“销毁所有”,一切从新的一页开始,累加的偏差也将留在过去,但很有可能并不是这样。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各国将周期性地经历此类动荡,并且可能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常态。

当下这些应对均具有国家属性,这是完全自然的,至少是因为国家应该在本国民众面前担负起责任。即便在欧盟这样几乎最优的国家间一体化模式,也不可能将问题“一揽子”解决。顺便指出的是,新冠疫情首先使得世界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分崩离析,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能够构建更为完善的国家间关系模式,且有过一定的目标。在不需要取得对世界大国武力优势的情况下,合作与互相救助依然无法施展开来。问题不在于国家的自然表现,而是对国家间合作的期待被扭曲地拔得过高。按照定义,国家是最高和最负责的社会组织形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替代性方案。虽然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唯一基础,但通常是危急时刻才想起国家是最高和最负责的社会组织形式。

尽管如此,在“自由主义秩序”试验方案失败之后,从结构上而言,人类在善于组织社会(国家)间关系方面可能会显著地退回到从前。“坍塌”后的选择很显然:既有“新两极”这样的简单抉择,也有复杂的应对方案——维护已有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功能性组织。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旧世界的制度残余消失殆尽,而两巨头的搏斗可能会比冷战更加激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会有机会维持文明沟通的方式。

有必要考虑出现两种场景的可能性,并在改进外交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与此同时,需要记住的是,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成员国利益的相对公平性,都是成员国之间激烈谈判交锋与力量对比的结果。2020年4月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攻击,并非是毫无意义的破坏行为,而是试图阻止因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不利变化。

最容易被接受的重构方案是巩固联合国安理会在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方面的“世界政府”角色。安理会是国际社会机构,在成员国的综合实力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其合法性的来源是成员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法。

这一方案面临可怕对手的抵抗,也即世界权力分配的进一步重组和以中美对抗为基础的加速两极化趋势。这一演变场景将会对自由主义及其替代性(如金砖国家)的机制构成威胁,因为这意味两种对立场景的抉择,不过也是当下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而言,两极化,尤其是可能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这种趋势,将会比试图打造单极世界的那段时期更加难以应对。

在多份瓦尔代报告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及过新两极化的前景,认为这是很可能的场景,但随后(2018-2019年)我们开始认为,没有必要期待这种秩序模式的出现,更多的是“无极世界……一种严峻危机的场景,不会导致出现新的权力均势,而是机制、权力、生产工具和国际关系的完全重组”。现在这两种场景都可能出现。

可能的联合应对这些场景不会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对俄罗斯或者印度而言,熟悉的世界秩序“坍塌”带来的挑战不会比美国或欧洲面临的挑战更少。俄印都希望完善国际秩序,并消除对自身利益的不合理地方,但两国并没有计划摧毁或者以革命的方式改变它。对中国而言,虽然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方案的获益最大,但这种秩序的失败对其并不构成问题。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量身”重构世界的资源。

因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中国的雄心和自信心增长。显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追随中国,特别是其能够消除民众面临的威胁,并未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美国并没有展现其作为发展发动机,能够战胜线性竞争的宗旨。在减少雄心方面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中国则处于相反的进程(雄心上升)。这两者相向而行,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冲突的爆发点可能是在不同领域的对抗,以及试图将中国排挤出重要的产业链。当前中国在西方大企业的生产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部分产业领域是垄断地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寻找替代性选择。新冠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冲突性:正在上演的激烈信息战,双方在此过程中相互指责人为制造病毒,近期国际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将会遭受“毒害”。

两极化是熟悉的场景,可能有人已经断定这并非最糟糕的场景。世界也很顺利地经受过冷战。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中美对抗并非20世纪下半叶美苏冷战稳定模式的产物,而是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不同类似玩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当今世界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回到1945-1990年代的状态,这个时期曾构建起当代国际政治的基础。那个时期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各自政治经济“轨道”的中心,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且双方在争夺势力范围(边缘地区)才相互接触。美苏最根本性的对抗不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围绕社会建构、发展优先方向和生活方式的对抗,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它们发挥的是组织功能。

当前,主要对手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但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且都处于所以市场经济和统一世界经济的共同体系之内。这样,我们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当稳定的冷战年代,而是一战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阶段。更何况,这些追求领导权的国家,还面临不坚固的道德伦理基础。在道德实力(吸引力)方面,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给世界提供明显的替代性选择。

核武器将依然是防止世界滑向全球军事灾难的主要因素。虽然核武器的遏制潜力是有限的,但也依然是很大。当前战争(使用武力解决一系列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比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候都小。但随着国家对正在“坍塌”中世界生活的不断适应,相互协作机制的继续失效,将会重创其稳定性。因此,从政治角度很重要的是促使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不要变成“习以为常”。

在2019年瓦尔代年度研究报告《无政府状态的时机成熟或证明——国际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中,对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已到或回归的国际关系模式类型进行过描述。我们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自然属性。虽然世界环境的这种状态正恶化风险,但这些风险也可以要求国际玩家要有更高的责任感,以及对其任何行动会导致急速对抗的认知,相应地也要需要评估自身能力与可能采取的应对举措的匹配性。遗憾的是,近期观察到国际舞台的各种表现,让我们担忧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最具摧毁性形式,尤其是行为体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这些本能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巨大的平衡器”

疫病大流行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来几乎被视为公理的概念。而按照20世纪和21世纪初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模式,将国家以“自由”和“不自由”进行划分的方式,正遭遇深刻蜕变。事实证明,多数曾被指责为独裁者使用的社会管控措施,如今不仅有效,而且在民主国家中非常流行。

一般而言,国家的复兴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现代技术强化下的隔离措施为政府开发管控社会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紧急状态下,那些过去被视为与法律和道德相悖的做法如今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在疫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当局宣布紧急状态延续和加强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利用定位系统跟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控违规行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监控等如今都被认为是必须的。

国家控制手段将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例如对雇佣员工的监控)。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是将人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控制的手段的观点有了新的阐释。未来可能会出现新形态的专政模式和奴役行为,也会出现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全景式圆形监狱的现代模型。生物技术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分裂因素。设立在机场的病毒快速测试系统,保护员工的新措施,消毒和健康状态监督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就像21世纪初在反恐行动中使用金属探测仪一样普遍。而当下,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裂痕已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严重经济下滑可能导致新形式抗议、社会动荡、侵略行为的进一步加剧。失业率的增加,民众对政府无力应对危机的不满,政府未提供足够的援助都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专制”和“自由”之间的争论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管控的欲望和反抗的要求随处可见。

最后,未来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将是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无论从行为实践还是道德准则上,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跨界流动都可能成为过去时。“避免广泛接触”和“待在家里”将被认为是更安全的(不论从狭义还是广泛意义上来说)。一旦对开放性产生恐惧,整个世界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作为20世纪全球一体化的标志和全球化最显著的成就,旅游业在疫情蔓延的最初期就遭遇完全停摆,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恐怕难以回到疫情开始前的水平。

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全球化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也使人们跨越国界流动的新形式成为可能。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普遍联系推动了由跨界联络、利益和价值观联结的真正全球化社会的形成。随着国际合作转变为单一全球政策最初迹象的显现,政治层面的变革转向了全球治理概念的巩固。无论如何,这就是对20世纪末开启的一系列变化的解释。同时,全球化已成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因此变得强大,而另一些则逐渐衰落。

尽管对主权被侵蚀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心,但没有人质疑全球化的经济原理。通常情况下这是未来学家思考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就激发了人们围绕能源、耕地、淡水等资源短缺议题的讨论。讨论中的一些建议引向有意识的灾难结局,它指出,人类不应该再相信进步是发展的主要动力,有说法认为,我们的后代将面临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未来并不乐观。联合国对这些警示做出回应,坚持强调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可持续发展”一词在联合国框架内出现,即便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它也没有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产生任何迟疑。

但近年来,一种强调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首先在社会学范畴,而后在更广泛的信息和文化范畴中开始流行,在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欧洲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均有涉及。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和技术联系的不断复杂化,必然引起风险的升级,而不断累积的影响将可能对整个全球系统的稳定造成打击。

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危机,以及因此导致的灾难。一方面是技术引发的灾难,福岛核泄露事故后,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异常流行并不是偶然。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打破自然平衡后导致的自然灾害。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观点和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观点(例如自然报复人类)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于是出现了环境末世论和灾难主义美学。瑞典女孩格雷塔·桑伯格就证明了这种非理性主义是通过精心计算的情感影响得以体现的。

直到几个月前,关于全球风险的讨论仍主要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展开(包括《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其重点在于中长期规划。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全球化导致的环境危机问题一下子推至我们面前。实际上,在气候变化、流行疫病以及一系列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的作用力下,全球风险社会很可能被视为对现有全球化概念的真正替代。因此,了解新风险如何影响全球政治体系和世界秩序演变至关重要。战略规划有必要转变为全球风险计划。但问题在于,疫情期间普遍的“社交隔离”现象使人们对人类是否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全球风险社会不可避免出现,那么意味着我们正处于社会关系,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边缘。透过一系列危机的缝隙来审视的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同时将另一套道德评判带到众人面前。关键在于,进步的概念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是否仍然有意义?如果灾难不是一次偶发事件,而变成一种常态,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必定还会发生其他灾难。这意味着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生活品质和“舒适区”的追求将成为我们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因此,当前我们的重点不是发展,而是尽全力减少损失。

在疯转的现实面前,我们开始思考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亿人”和其他几十亿人之间的差别。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巨大的平衡器”,既没放过富人,也没放过穷人。尽管发达国家在改善生活质量和人类寿命延续上似乎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如今看来,这种优势也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过去几十年医疗水平的进步,似乎只有被慢性病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困扰的“第三世界”会爆发传染病(例如登革热、埃博拉等)。而这些遥远的流行病除了以新闻报道的方式传播到发达国家,似乎与“文明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不愿袖手旁观的人通过慈善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弥补社会普遍的冷漠,但也仅此而已。当SARS和猪流感在中国这个新兴国家爆发时,西方社会也不免落入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习惯性思维范式。

新型冠状病毒在欧美地区的爆发改变了人们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思维定式。首先,很显然,即便最先进的技术和医疗条件也无法抵御并不复杂但具有高传染性的流行病。其次,因航班取消而滞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白种人和商人成了当地人眼中的“病毒传播者”,此刻人们的仇外心理不再是富人针对穷人,而由穷人转向富人。当然,在极端环境下出现的这种心态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渐趋平复,但不会彻底消失。

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持续性的危机要求整个世界比以往更加团结,而另一方面,这恰恰与人类的本能背道而驰。当下,“各自为政”的理念和互相隔离的要求对舆论和政治家而言刻不容缓。而这必定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四、安全网

时下,新冠病毒COVID-19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肆传播,我们暂且很难描述这一超乎寻常的局面会给经济造成哪些影响与后果。普遍的共识是:这些影响与后果将是巨变的。这场疫情的特殊性在于:它使全球的主要经济活动被迫停滞。如果说史上那些重大危机与灾难给经济造成的是环环相扣的连锁式影响的话,那么这场疫情则令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在一瞬间轰然摇摇欲坠。世界经济目前正面临重组。问题不仅仅在于以中美为代表的最大主体之间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已然不可避免。疫情所带来的风险层出不穷,全球与地区的增值链也随之在发生着变化。

疫情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因贸易保护主义而付出的代价也越发突显。疫情期间,药品和医疗设备在贸易壁垒的掣肘下更加显得至关重要。在这场灾难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不但没有叫停相关的制裁与限制措施,美国甚至还叫嚣着要采取进一步的制裁与保护主义措施。事态如此发展,这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内的世界主流经济学家的期许背道而驰;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期盼各国能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思想与精神上达到高度统一,从而让发展“人力资本”成为疫后世界经济的重心。

当然,事态如此发展,也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然而,我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报告与简报中曾再三预警过各国在贸易领域冲突激化以及全球多边协同机制弱化的风险。新冠疫病传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给多边机制与国际协作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与震荡,割裂了国家与地区间的交通往来和经贸联系。

我们在一系列报告中论述了加强现有多边协同机制和创建全新多边协同机制的必要性问题。尤其是在去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提出所谓的“安全网”理念[③],亦即在危机来临之前未雨绸缪地构建国家间去风险化措施的协调预防机制,这里首先指的是超前构建世界最主要经济体政府财政支持性激励措施的协调体系。2020年这场空前疫灾恰恰强调了构建这种协调体系的重要性。假如运用这种提前部署好的模式来应对疫情,那么必定会更加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进而维持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

全球经济在今天所呈现的这副局面是各国政府仓促采取应对措施的结果,这些不成体系的零散措施无法有效扶持和提振市场。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上,与会代表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讨论各项议题,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相互劝诫:在实施本国经济自救措施的过程中尽可能不损害到他国的利益。仅此而已。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只会愈加恶化。世界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急需一种建立在明确规则之上的透明且有效的机制,用以在经济急剧下滑时兑现经济增长的激励与协调政策,摒弃少数几大经济体匆忙制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效救市机制。

与此同时,我们去年还曾提出:“仅在本国内部落实政府财政支持性激励与协调举措,这将极大地制约本可用于全球范围内激励经济的资源。因而,预先构建能够保障全球金融安全体系协同去风险化的应对机制迫在眉睫,这一机制也应当能够动用各方面储备与资源来刺激全球经济、保障其增速”[④]。

我们还谈到[⑤]:引入地区开发银行和一体化联合体等区域性机构的力量,可以极大提高财政支持性激励协同举措的实施效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已提出的抵御经济危机举措的框架下,特别指出与区域性金融机构企业协同行动的重要性。我们也曾强调过[⑥]同欧盟、东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一体化机构协同实施去风险化措施的必要性。以某个特定地区为导向的机构,更易关注到该地区范围内的经济走向及其发展态势——这些机构在各相关地区的经济政策国家间协调方面颇富经验。除此之外,充分调动区域性协同合作机制也同等重要;这些区域性协同合作机制都是在地区一体化协议以及具备地区开发银行融资能力的开发机构的框架下应运而生的。不言而喻,在当前世界各国全面封锁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间组织的资源与能力都会大打折扣。然而,世界各国终将逐步解禁开放,到那时,区域性机构必将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各邻国间彼此关联着的不仅是瞬息万变的市场,更要一起面对共同存在的问题,携手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各国更加明智的选择。

我们在2019年曾经这样认为:依靠区域主体的加入,建立去风险化应对机制完全,可以成为更大范围内搭建全新全球经济体系倡议的一部分。为此,我们提出要在二十国集团发挥协调作用的条件下建立崭新的区域一体化协议与机构合作方式。这种崭新的合作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二十国集团”(R20),它联合并团结着由二十国集团国家[⑦]从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地区一体化联盟与机构。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才能在纵向增进与全球多边组织合作的同时,横向地协调各区域性机构的行为与活动。例如,区域性金融机制完全可以密切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区域性开发银行可同世界银行紧密协作,而区域性一体化联盟则可加紧与世贸组织的合作等等。

我们可以初步认定:在世界经济的疫后新常态下,地理分布与距离因素在各国对外贸易往来中的重要性将会降低,而数字技术与远程交流的应用范围无疑将大为扩展。倘若不消除网络安全、瘟疫流行和人为灾害等全球性威胁,并进而将世界经济提升至富有成效的全新水平,那么国际管理与施政体系的变革也就无从谈起。最好是能采取必要措施,来巩固并加强世界卫生组织或国际移民组织等这类全球性机构的工作效力。

建立更加平衡且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应是当前经济颓势带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这一体系应当囊括各方预先商定的去风险化协同举措实施机制,也应当能够充分调动并利用其同区域性集团与开发机构合作的巨大潜力。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逐渐消退后,世界经济局势的发展将令所有人猝不及防——此前值得人们去探讨的那些议题全都会失去其现实意义,而此前人们商定的任何一项举措也都无法应对疫后问题大规模显现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五、特殊责任与道德律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血腥的战争。二战的爆发是多重因素与条件推进演变的必然结果,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半段发生的那场经济危机则是二战爆发最主要的一根导火索,我们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危机称作“大萧条”。如今我们时常会看到:人们在评述经济预期时,总把即将显现的疫后经济形势与“大萧条”这一概念相提并论——到处充斥着极为悲观消极的预测。任何历史事件的重演都有其先决条件,绝不存在偶然历史图景的再现。即便如此,诡谲多变的时局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资源正在急剧缩减,资源在未来将会掌控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手中并受其支配。

经历过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自由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产能过剩这一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认为这是经济的常态。的确,当今世界的资源分配实际上并不均衡;然而从整体上来看,资源总量足够丰沛,尽管人们获得资源的规则与办法各不相同,但在急需时总能享受到资源。积欠债务已成为各国极其普遍的做法——由于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通且并不囿于某种特定的生产潜力,所以各国重筹资本和资金再融通的能力极大提升。当然,并非任何一国都拥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能利用政治手段来填补任意大小的财政亏空。然而,即便是那些经历过财政破产的国家,通常也未能在破产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经济行为的性质,继续我行我素地积欠债务。全世界位列“第一梯队”的国家,能够利用政治手段毫不费力地高筑起财政金字塔,不断吸纳新的盟友,为自己这座金字塔注入资源。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自身永久吸纳资源的能力也深信不疑,尽管它们并不确定,这个“永久”会有多久!

无论世界经济在疫后会朝哪个方向演进,资源过剩的时代终将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幅图景:各国用于自身发展的资源陷入紧缺,竞相争夺资源在所难免。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社会经济方面愈加严苛的挑战与威胁,人类社会缺乏哪怕是维护最基本的正义与公平的保障机制,缺少公认的国际准则与规则体系——在此条件下,各类风险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将快速叠加。一旦事态朝着最为不利的方向发展,那么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达尔文主义”必将回归,这一在史上反复得以验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再次在现实中获得印证。

75年前,距今最近的那场世界大战终于偃旗息鼓。决不允许二战规模的灾难再次上演——从二战的硝烟散去后直至今日,这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的律令与信条。人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得益于1945年在几大战胜国倡导下构建起的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顾及到如何在国际事务主要参与国之间均衡分配力量这项重要因素。二战结束后,各方在二十世纪前半段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世界秩序,其基本要素在冷战结束后沿用至今。现如今,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规则体系摇摇欲坠。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依然紧密关联,全球局势急剧恶化,资源陷入紧缺困境——面对这些挑战,各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遵守国际安全准则,不去碰触彼此的底线。无论国际关系体系如何发展,“力量对比”与“意识形态对峙”始终应是其基本范畴的内容,这两点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也因此而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专门利用力量优势、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别国——这种行为是绝不可取的。美国及其盟友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在冷战后建立单极世界,却屡试屡败——这一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上述行为的荒谬性。

新冠疫病全球肆掠令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却也让我们由此而探讨全球道德责任的新形态问题——应如何在脱离国家特权和大国间力量对峙的前提下构建全球道德责任的新形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资源僧多粥少,各国在争夺资源时又在客观上存在力量对比,我们务必要减少因力量悬殊而导致的各种威胁;与此同时,还应在国际政治中杜绝那些强国与弱国均无法接受的局面出现。目前中美两国正就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言辞激烈地相互指责,这在新旧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不免显得有些幼稚。无独有偶:百年前,曾有人在一战后幼稚地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可以不仅仅只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实力,而应由各国在一战时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来决定。

我们拿这场疫情来比对历史上的黑死病,以点及面地考察上述问题。与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时期迥然不同,当今世界各国已经具备必要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建立应对全球流行病与自然灾害的统一战线。就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当下,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积极推进大量工作以建立最广泛的抗疫战线,解决医疗救助问题。但面对无比强大的COVID-19新冠病毒,世卫组织所能提供的资源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世卫组织针对2020年至2021年的计划预算规模仅为48.404亿美元,而自从美国拒绝向该组织缴纳会费后,其计划预算规模还将在此基础上明显缩减。世卫组织是国际医疗信息的中心,同时也是国际医疗社群的主心骨,其地位不可动摇;但即便如此,世卫组织依旧缺少能在各地坚决且积极有效地贯彻必要政策的方法与手段。我们需要另辟蹊径,力求让各国达成一致,将切实有效的权力转交给世卫组织或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其他组织,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这类全球性疫病以及比其更加恶劣的多种疾病。世界性的全球流行病预防机构能够保障每一个人享受到医疗救助,尽管只能在医疗领域实现公平公正,但医疗救助却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的迫切问题。世界性的全球流行病预防机构所建立起的这种全球道德机制,可以维护并巩固联合国构建的全球力量制衡机制。

COVID-19新冠疫灾消逝之后,世界将呈现冲突加剧、暗流涌动的新局面。今年秋季,多国首脑计划将在美国纽约聚首,共同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庆典,重温联合国为维护地球和平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衷心期盼届时疫情消退,各国首脑皆能成行)。届时,在各项隆重的周年庆典活动的框架下,还将举办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领导人的会晤活动。举办此次最高级别首脑峰会的倡议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并立即得到英国、中国、美国和法国元首的大力支持。回溯75年前,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的代表正式向世人宣告:将始终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让世界大战的悲剧不再重演,让人类永远摆脱战争的困扰。昔时今日,此时此刻,在潜藏的冲突急剧升级的大背景下,防止世界大战再次发生——这一任务的紧迫性丝毫没有减弱;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与疫病所带来的威胁。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尽管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与工作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而且联合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其作为协调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组织,依然有能力完成自身的主要使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联合国能够经受住冷战后时期极其严酷的考验绝非偶然。当和平的梦想即将化为泡影时,行之有效的抉择将荡然无存,人们甚至连选择的余地也不会有。所以,我们目前要做的选择很简单:要么联合国这一制度,它过去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持和平,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要么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中。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可以使得第二种场景不会变为现实。(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注释

[①] Жизн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Октябрь 2018.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zhizn-v-osypayushchemsya-mire/

[②] Возвышение Римланда: нов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Июнь 2018.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imland- novaya-geografiya/

[③] Лисоволик Я.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овыеподходы.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Июн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egionalizm-globalizatsiya/

[④]  Anton Bespalov, Andrei Bystritskiy, YaroslavLissovolik. Regional Trade Blocs as Supporting Structures in Global Governance,2019. G20 Insights. URL: https://www.g20-insights.org/policy_briefs/regional-trade-blocksas-supporting-structures-in-global-governance/

[⑤]Ibid.

[⑥]Ibid.

[⑦] Лисоволик Я. Регионализм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овыеподходы.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Июнь 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regionalizm-globalizatsiya/

本报告由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授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翻译发表。报告名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作者: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博尔达切夫(Timofey Bordachev)、利索沃里克(Yaroslav Lisovolik)、舒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

翻译:曲文轶、万青松、张严峻、何勰。

校对:万青松。

(以上文章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作者卢基扬诺夫等,本文2020年6月10日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