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12月10日发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客座研究员尼古拉斯·罗斯·史密斯题为《美国和中国交战？为什么有关修昔底德陷阱或冷战的类比毫无益处》的文章称，最近，《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和中国已经开战，但是哪种呢》的文章。作者吉莉恩·泰特的许多论断都基于中美末日论者使用的最流行的历史类比之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类比，用来警告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迫在眉睫的冲突。然而，一个时代的时空背景下的个人、单位、制度、意识形态和心理与其他时代不同。我们这个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差异可谓天壤之别。尽管单凭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差异就足以使得任何的类比方法变得毫无用处，但技术上的差异无疑是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类比的最大障碍。 

传统上，技术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方面。但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外交、贸易和战争的性质。 

核武器带来的冲击是一项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类比尤其无意义的进展。到目前为止，核武器一直是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颠覆者，因为它使两个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发生冲突的代价高得多——尽管发生最坏情况（核战争）的威胁仍然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 

要对中美关系进行任何可靠的分析，都不能忽视核武器在安全局势中的作用。但是，即便是分析中美关系现状时使用的另一个流行的历史类比——冷战——也没有多大帮助。 

冷战基本要素现在并不存在。中美关系在贸易和金融上也存在严重的相互依赖，而多边主义也强大得多，根植于现在的国际体系中。 

此外，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随着数字革命和网络空间作为人类事务核心领域的兴起。网络空间可以说是自电报发明以来国际关系，尤其是外交领域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因素。 

值得称道的是，泰特承认技术变革意味着战争也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因如此，修昔底德陷阱尚未引发传统战争，而是引发了其他类型的战争——比如网络战。然而，尽管网络空间类似于国际关系中的“狂野西部”，但由于它不是由核武器、经济相互依存、多边主义和商定的准则居中调停的，网络空间也是一个远没有那么以国家为中心，而是涉及多种不同参与者的地方（最明显的是大型私营互联网平台）。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强有力。 

最后，历史重演的观点在历史中并没有多少依据。 

但以这种方式不断地使用历史类比会产生额外的副作用。有关冷战的类比会灌输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摩尼教”（也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即善良的“西方”与邪恶的“中国”之间正在进行竞赛。 

修昔底德陷阱的类比描绘了一种悲惨暗淡的未来。更诡秘的是，这些类比渗透到了中美两国的外交语言中。　 

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尚未公开提及“修昔底德陷阱”，但他也谈到了新冷战的威胁。虽然双方的关键人物通常都把这些例子作为应该避免的结果，但他们引用这些比喻却给了它们更多的可信度。 

然而，历史带来的中肯教训不是给决策者提供分析性框架，而是表明了评论家、智库、决策者和情报人员在预测国际关系结果时常常是多么错误。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避免依赖历史类比，而是应将中美关系视为在历史独特时空上错综复杂却又独一无二的关系。这样做还将使这种关系中更积极的方面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同时减少主导当前讨论的消极方面。